中日关系如何改善?

中日关系如何改善?
中日关系如何改善?

中日关系如何改善?
● 邱震海（香港）\x0d　　与中欧关系相比,中日关系要复杂得多.中日双方除了领土接近和经济合作外,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言.相反,以北京的眼光来看,七大问题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,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,那就是：历史问题、台湾问题、钓鱼岛问题、日美安全合作问题、战争赔偿问题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和光华寮问题.\x0d　　上述七大问题,从结构上看,除了日美安全合作,其他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.然而,恰恰是日美安全合作,成为中国当前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一个心头大患；而且随着由美国主导的“北美－亚洲条约组织”（NAATO,俗称“亚洲北约”）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,如何利用日本进行分化工作,已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.即便跳出地区范围,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,中国走向世界一极的趋势日益明显,而中日关系若处理不好,很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,以至出现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情况.\x0d　　因此,无论在地区安全还是全球层面上,无论是着眼短期还是放眼长期,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,都不亚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.然而,现实的中日关系近年却因历史问题而恶化；而民众情绪恶化却是更为可怕的事情.正鉴于此,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和“外交革命”的论述,主张中国官方和民间不再拘泥于历史问题,而应以一种宏观思维和大国风范,抛弃恩怨,主动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,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,乃至获得对美关系的制衡点.\x0d　　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待厘清,即：所谓的中日新关系,究竟是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?能否科学界定这一概念,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期待,以及这一关系的长远前景.\x0d两种模式 不同内涵\x0d　　若对“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”和“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”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语义结构分析,可以发现它们各含有以下元素：“实质性改善”包含的元素有： “完全抛弃历史恩怨”、“两国联合的决策由政治层面延伸至民间理解和融合”、“双方都将民族利益置于联合的大框架下”,乃至“双方对关系改善的认同不受时间限制”等.\x0d　　“战略性改善”的元素则有：“双方为了某个共同利益而联合”、“暂时搁置历史恩怨”、“共同利益的设定具有时间限制”,以及“双方不排除在共同利益实现后再次互为敌人的可能”等.\x0d　　从新思维和“外交革命”论者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两个目标－－经济贸易一体化和对美关系制衡点来看,前者涉及实质性关系改善范畴,后者则仅为战略性关系改善,两者对前提、条件、手段、期待值和时间段的设定完全不同,不可混为一谈.\x0d　　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,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见现象,两者并不呈必然的排斥关系.有时,战略性关系改善先行,并过渡至实质性关系改善,如战后德法关系；但有时,前者并不能自然过渡到后者,这样当战略性关系改善的契机消失之后,双边关系便又重归冰点.\x0d　　既然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巨大而长远的战略利益,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出路便只有三个：一、中日关系先完成实质性改善,从而达到获得对美关系制衡点的战略目标；二、中日关系先实行战略性改善,然后向实质性改善过渡；三、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战略性过渡阶段.从中日关系现状来看,尚缺乏实行第一种可能性的条件,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现实；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第二种可能性,这也是战后德法关系的模式.\x0d从德法关系看中日关系\x0d　　1963年签订的德法《爱丽舍条约》是一个欧洲联合战略的产物.战后初期,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防止法西斯复辟,一开始坚持肢解德国的强硬立场；50年代末期,为了实现欧洲联合的梦想,他最终认识到,只有与近邻德国搞好关系,欧洲联合才有现实可能.而战后的西德,则对于被接纳成为西方世界成员充满了感激.这种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很快走到一起.\x0d　　然而,使德法关系由战略性改善向实质性改善过渡的成功因素,却是两国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.德法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,但二战后却妥善处理好了历史上的领土争端,同时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.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这样说：“很难想像,在《爱丽舍条约》签署之后,若德国方面不断出现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行为,法国民众还能以欧洲联合的战略来说服自己维持对德友谊.”\x0d　　与德法关系相比,中日关系改善的瓶颈是：一、从战略性改善的角度说,中日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哪里?这方面,即便不说中方一厢情愿,也是中方的愿望较日方更为强烈和迫切；二、即使战略性关系改善成立,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时,战略性关系改善也很难完成向实质性关系改善的过渡.\x0d　　因此,对北京来说,改善中日关系只能采用模糊模式,即在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之间寻找夹缝.然而,这种模糊模式虽然战略明确,但由于其定位的不明确、操作流程的单向性,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.\x0d　　“外交革命”论者提出从五大方面着手谋求中日接近,包括暂时不深究历史问题、依靠政府调控增加日对华投资、改变动辄对“军事大国道路”表示担忧的做法、主动邀请日本参加地区重大问题磋商,以及不反对甚至择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.在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不明确、可行性无法得到准确预测及评估的情况下,这样的“外交革命”,必定充满了不可知性.而且,在政治气氛日益开放的今日中国,当日本一再做出伤害中国民族感情之事的情况下,官方宣传机器要完全操控民意已不可能；因此,所谓的“外交革命”也必定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.\x0d　　因此,联欧和联日同样重要,但孰先孰后,不言而喻.\x0d·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